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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独山县烧了亿打造形象工程一事经报道，引发了舆论热议。7月14日，独山县融媒体中心公告回应此事称，年以来，独山县新任领导班子已在切实推进问题整改，今后，独山县将继续对项目整改挂牌监督，制度建设巩固整改结果。而当时主政的县委书记潘志立也在年10月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立案查处。
户籍人口仅37万的国家级贫困县独山，上马了一堆远超其发展阶段的项目，其中暴露了哪些治理问题？债台高筑的独山给我们当下的县域治理提出了哪些警示和经验教训？围绕相关问题，我们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鹏。
观察者网：由地方政府融资来促进地方发展是一项常见的操作。举债搞发展，也有成功的案例。您觉得我们该怎样评价这种发展模式？
樊鹏：这个事儿要放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看，放在我们地方政府治理的政策环境，或者说是整个发展模式上来进行考虑。因为靠地方融资搞发展的模式是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成文的规定。
地方的财权、事权是不匹配的，地方要干的事很多，想干的事情很多，比如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发展文化项目等等。但是手中的资源、财政支撑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支出、中央转移支付、土地买卖这些手段都筹不够资金的话，地方就得想别的办法了。
前些年，我曾去云南开远调研，那是我们社科院的一个调研点。开远当时主要推进的项目是加大农村的生态开放、搞乡村旅游。当地的市领导给我们介绍，由于资金有限，这些乡村改造项目的推动，除了部分地方财政资金的支持，以及把零散在各方面的政策性资金汇笼打包使用外，最主要的就是靠政府融资平台来操作，其实是形式多样的城市投资、建设和开发公司等。
所以长期以来，通过土地财政和融资平台等渠道获得基础设施的投资资金，以弥补体制内资金不足的问题也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常规操作。这项政策工具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发挥了正面作用。
也有人提到，基础设施是融资大头，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投资领域。在这样的一项投资中，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承担着投融资的主体责任人的角色，如果我们从基础设施整个的规模来看的话，它所盘活、撬动的融资信贷的规模，大概能反映出这个地方政府间接融资的情况。政府用这种融资平台，背后是地方的财政担保，土地收益金的担保，建成后的公共设施收费项目的担保，当然还有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以此来获得城镇化发展的资金补偿。
但凡事都是有成本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独山县的事儿现在引发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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