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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中兴大城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
今年5月14号，京东上架了首款使用国产存储芯片的内存条，技术规格达到市场主流水平，价格还低。刚一上市，坚挺了两年多的金士顿内存条马上就降价，比国产的便宜三块钱。我在微博宣传了一下，呼吁大家多花三块钱支持国产，不然三星工厂起火、镁光工人罢工等导致内存价格暴涨的事情总消灭不了。
生产这款国产内存芯片的厂家是合肥长鑫。国内做存储芯片的有三家，一家是武汉的长江存储，主要是清华紫光和国家大基金投资；一家是福建晋华，主要是福建省政府投资；还有一家就是合肥长鑫，合肥市政府投资。合肥长鑫“级别最低”，合肥市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投资公司出了大头，占了80%的股份。
合肥长鑫
内存芯片是典型的高技术、高投入项目，顶尖的技术和天量的投资少一个都不行。经过几十年技术和资金的残酷竞争，德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巨头都纷纷倒下，只有韩国三星和美国镁光等少数几家巨型龙头企业存活了下来。日本曾经动用国家力量支撑存储芯片研发，又组织松下日立等巨头企业联合对抗来自美国韩国的竞争，也难免败北。合肥以一个市级政府的财力，要冲到这个战场拼杀，不能不说是一场“豪赌”。合肥长鑫从年开始投入，到年第一个DRAM存储芯片实现量产，整个项目已经投入了至少超过亿元。合肥市一方面至少真金白银的投入了几十亿，另一方面也为数百亿的投资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融资担保。
五年下来，级别最低、起步最晚最不被看好的合肥长鑫最先实现了技术突破和商业化量产——福建晋华因为依赖台湾和美国的技术，遭遇美国封锁，遭到了严重挫折；长江存储的投资量远远大于合肥长鑫，技术上稳步推进，但至今没有真正实现商业化量产。合肥市豪赌狂赢，既为国家打破美国技术封锁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自己新打造了一个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
这个故事听起来相当激动人心。不过，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贵州，另外一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豪赌”却看起来已经面临惨败。独山县政府自八年前从沿海调过来一个县委书记开始，疯狂负债亿发展地方经济，先后修建了培养人才的独山大学城、发展高科技的香港科技园、发展旅游业的“天下第一水司楼”及其周边旅游开发项目等等，每个项目都投入数亿乃至数十元，再加上一些政府企业大楼、小型旅游项目、道路场馆等大型基础设施，总共投入亿。最后，大部分项目都出现了烂尾——大学城没有几家大学入驻、科技园区招不来科技企业、天下第一水司楼及其周边旅游开发项目资金链断裂……主导这次“豪赌”的县委书记本人也因为严重违纪而身陷囹圄。
这两个热门事件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地方政府到底应不应该为了发展经济而负债花钱去“豪赌”？或者说，什么情况该“赌”什么情况不该“赌”？“赌”多大？赌输了怎么办？等等。
大部分理智的人应该都会认可一个结论，就是地方政府负有发展本地经济的责任，该“赌”还是要“赌”。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经济，这些都是先期大量投入、后期获得长远回报的事情，通过融资负债来先投入建设，再用长期回报来慢慢还债，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像合肥长鑫，年开建，年才有商业化产品推出，中间五年的建设，肯定应该融资借钱来建，建好之后产品生产出来了才开始盈利还债。如果兜里有多少钱投多少钱，一分钱不借，反而做不起来。但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也不能不加以限制。最直观的一点，就是负债的总量必须得有个限度，不能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潜力。
具体的负债标准是多少，可以留给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慢慢讨论计算，比如债务总额不超过GDP的百分之多少、每年还债的钱不超过财政收入的多少，等等。从法律上、政策上设定好一条上限。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到10个亿，就敢负债亿搞建设，这肯定是太多了。合肥市一年财政收入1亿，负债融资小几百亿支持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不是说没有风险，但相比独山县风险就小得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当然，亿是独山县的总债务，而投资合肥长鑫只是合肥市债务的一部分。年合肥市债务总额是差不过亿，相对于其GDP和财政收入来说，也还是在合理范围内。
独山县为什么能严重超过其财政承受能力形成亿元的债务？中央政府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力清理地方债务，不管是财政部，还是央行、银监会、发改委，都多次下文，给地方负债划定风险承受的红线，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没有限制可以随便融资的。独山县的做法里边肯定有很多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也会涉及到有关官员的经济问题，县委书记已经落马，下一步还应该做更深入的彻查，把参与违规操作的主要责任人都挖出来，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独山县的违规操作，片面否定中国地方政府积极融资支持本地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让我们的地方政府跟西方国家一样，只负责管点民生服务。如果这样，那我们就是在自毁长城。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展开的政府间竞争，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经济的一个独特竞争力。
独山县的巨额债务和庞大的烂尾项目群，除了融资程序上有违规违法的问题，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摊子铺的太大。这跟一个企业疯狂融资搞多元化发展一样，不聚焦主业不突出核心竞争优势，很容易就被多元化投资带来的失败拖垮。这种情况在商业领域简直数不胜数，本世纪初倒下的资本大鳄德隆，还有就是最近刚被债务重组的海航，都是以大规模融资搞多元化失败的典型。地方经济发展其实也是一样。独山县的大学城、科技城、甚至天下第一水司楼，每一个项目单独看起来其实都还不错，特别大学城已经进驻了好几家地方院校。一般新建一所专科院校大概20亿，引进一所大学大概10个亿。亿里边拿出十分之一来认真建，足够把大学城建设的不错了。八年前，建大学城在贵州还算是很先进的理念。独山县距离贵州省会贵阳不远，提前谋划大学城，集中资源建设好，成功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举一个类似的“豪赌”大学城成功的例子，就是山西的晋中市。晋中市的位置紧靠山西省会太原，这个地方历史上还做过山西地区的行政中心，不过那是一千年前的老黄历的。太原发展起来以后，它就一直是个比较边缘落后的地级市。十多年前，山西整体发展水平也比现在的贵州强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差一些。那时候晋中市就很有眼光的规划了一个大学城，目标就是把太原的高等院校吸引过来。也是借钱投入巨资建设，抢在太原市前边建起来。太原那时候还没有想到搞大学城，好多大学由于用地紧张，就到晋中去搞了一个分校。几年下来，等到太原市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土地供应和大学聚集程度等方面都落在了晋中后边，省里和中央都不给太原另外批地建大学城了，太原的大专院校要扩就只能往晋中走。晋中的大学城就成了山西的人才培养高地。独山县亿砸下去，遍地开花，砸出来一大堆烂尾项目，同样如果只砸40亿，集中到有先发优势的项目上，成功的可能性反倒是更大。
之前也有报道说，新的县委书记来了之后，一开始也是想通过传统的招商引资来发展产业，但由于独山县条件太差，好的项目总是引不进来，一急之下，决定搞全面的大投资彻底改善独山县的经济发展环境，一下子大学城、科技城、政府大楼、道路交通、地标建筑、文旅项目全都一起上马，这才让局面彻底失控。产业经济的发展还是要有耐心。独山县这种做法几十年前国际理论界就有过讨论，当时在发展经济学里边专门有个理论叫“大投资理论”，就是有一个流派认为发展中国家基础差，产业升级全是短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次性的大投资把所有短板补齐，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理论早就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全方位的短板根本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大投资全部补齐，实践这个理论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最后都被债务给压垮了，并没有发展起来。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短板必须要有前期的大量投资来解决，但不可能一次性投入去补足所有短板。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的改善是“互动”的——修建一部分基础设施，带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到一定程度，对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为下一步投资创造了利润，于是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再投资、再升级。一轮一轮的滚动发展下来，产业升级的过程才能顺利进行。不一步一步来，盲目全面上马所有方面的投资，必然造成可怕的巨大浪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的经济要发展，全面大投资解决所有问题不行；同时，不搞大规模投资补短板、指望跟已经站到了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一样通过“消费拉动、市场驱动”来发展，同样也不行——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是被历史一再证明是错误的。前者是找死，后者是等死。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和基建投资良性循环，经济起飞才能实现。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根据中国实践提出了许多理论，避免中国走上这两种极端化发展的错误道路。目前最成功的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什么叫经济结构呢，就是你的经济体系有长处也有短板，长短结合，这是结构，不是说啥都强也不是一片沙漠啥都没有。把结构搞清楚，知道如何扬长避短，做好自己能做的，改变这个结构当中的一部分，整个结构也会跟着发生变化，然后你再去重新认识这个变化后的新的结构，再去扬长避短或者补短，再往前走。说白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学版本。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提供的很好的理论成果。
合肥投资长鑫成功了，这只是一个表象。过去十多年，合肥总体经济发展强劲，从年到年十五年间经济增速位列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第一名。这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国内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打破了脑袋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要在中国内部竞争中取得持续十多年高增长的第一名，那绝对是地狱级难度。我在《城市战略家》（第二卷）里边，把合肥的经济增长经验研究放到了全书第一篇的位置。写的时候合肥长鑫还没有量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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