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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讽刺有些人妄自尊大、盲目矜夸时，常用到“夜郎自大”这个成语。
这典故最早出自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元狩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出使西南夷，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他们到达云南后，滇王执意挽留，酒宴上，这位滇王试探着问汉使：“汉孰与我大？”汉使以实情相告，滇王无语。后来，这几个人又到了夜郎国，夜郎国王竟然也问同样的问题，让人忍俊不禁。
对此，后人常当笑话谈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奇怪。古代道路不畅，交通闭塞，信息传递十分级慢。当时，西南夷各以一州为国，缺乏与外界交往和沟通，根本不知天下还有一个地大物博的汉朝，这才引出了夜郎自大的笑谈。
夜郎古国
出现的很早，因其地处偏远，疆域又小，不太被人注意。大约在战国时期，才为人们所知晓。
据晋代常球撰《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
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年），楚国大将庄乔率军向西南扩张，通过黔中向南部进攻，攻克且兰（今贵州福泉县），降服夜郎国。此时，人们才知道西南夷还有这么一个小国。
关于夜郎国的来源，《华阳国志》还载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是古代有一女子在遁水河边烷纱，从上游漂下来三节大竹，停在她的脚边不再前行。女子听见竹中有小儿啼声，急忙捞上岸来，剖开一看，见是一名男婴，便抱回家中抚养。此子长大之后，英俊魁梧，又有才干，很快成为这一带的部落首领，继而宣告成立夜郎国，自立为国王，并以竹氏为姓。国民多以农牧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静祥和的原始生活。
夜郎国与中原并无附属关系，因为一场战争，才改变了这一格局。史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附属于汉朝的南越国造反，武帝派军平定叛乱，一举削平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归朝廷直接管辖。夜郎国本来依附南越，南越亡后，被迫附汉，入朝进贡。汉武帝赐夜郎国王印缓。自此，夜郎国才广为人知。
夜郎国王何以敢言“汉孰与我大”呢？说来情有可原。一方面与交通闭塞，信息传递不及时，夜郎国不了解外界情况有关；另一方面，夜郎国也确实有自大的理由。《汉书·西南夷传》云：“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可见，汉时的夜郎国的确是雄霸一方的强国，在西南夷小国林立的地域里，它可算是泱泱大国了，夜郎国王认为自己有资格目空一切。
只是他犯了个严重错误，即把汉朝也当作了其周围的小国，才惹出了这一千古笑谈。
然而，关于夜郎国的概况，人们知道的不多，仅仅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书的一些零星记载。由于这些记载语焉不详，因而，对于真实的夜郎国，不断有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夜郎仅仅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称不上阶级意义上的国家。甚至还有人提出夜郎国系古人杜撰或误传，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到底有没有夜郎国呢？
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出土了《史记》、《汉书》均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它至少证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虽然未曾发掘出“夜郎王之印”，但从侧面证明了汉廷的确曾赐予夜郎国印缓，同时也印证了史书记载的可靠性。由此，可以肯定在两千年前的汉代西南夷确确实实存在过夜郎这个古国。
既然汉代时期西南夷存在夜郎古国，那么，它的疆域、国都、民族属性、社会性质又如何呢？学者们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了这样几点见解：
探寻夜郎国的疆域、国都应以史书记载为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夜郎者，临洋河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指出了夜郎国的位置，然而，这仅仅是个大范围，至于其具体的地理位置，则很难标记。
对于洋河江，今人则有不同的解释，一说是今北盘江，源出云南东部，向东流经贵州西南部，在贵州望漠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与南盘江汇合后称红水河。
二说是今都江（又称都柳江），源出贵州独山县南部，向东南流经榕江县，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后，至柳城称柳江。
三说是今沅江，源出贵州中南部云雾山，在贵州境内称清水江，向东流入湖南黔阳县称而江。
四说是今乌江，源于贵州北部，向东北流经息峰，在乌江渡以下称乌江，经思南、沿河等县，进入四川东南部西阳县境内龚滩，折向西北，至涪陵汇入长江。
五说为蒙江，源出贵州中南部惠水县西北，向南流入红水河。《史记》仅称夜郎国临洋河江，而古代洋河江的认定，今人又持有异议，为划定夜郎国的范围增加了难度。
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夜郎国的记述稍具体一些：
“西南夷者，在蜀郡檄外，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邓都国，各立君长。”
交趾，为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域十分广大。滇国，即今云南东部滇池附近地区，其范围大致在今贵州（除去东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边缘一带。正因为其幅员辽阔，又拥有十万精兵，具备了自夸的资本，夜郎国王才敢在汉使面前大言不惭。
唐代史学家张守节对夜郎国进行了考证，认为该国并没有这么大的疆域。他在《史记正义》中指出：“今沪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
协州，唐时治所在东安县（今云南彝良县）。曲州，唐时治所在朱提县（今云南昭通县）。夜郎国的疆域被划人了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更小的范围。以此来看，夜郎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弹丸小国。
夜郎国的国都，是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果确定了它的位置，也就能够粗略估算出夜郎的大致范围。
清代编纂的《遵义府志》收录了郑珍《洋河十六县问答》一文，文章认为：“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将夜郎国的方位集中在了今贵州安顺市附近地区。
后人在郑氏观点基础上，进一步作了讨论，又衍生出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在安顺北部，有的认为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有的认为在安顺东南长顺一带。总之，其范围是越来越小了。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域应在贵州西南部贞丰、望漠、册亨一带。据《汉书·西南夷传》载：汉成帝河平（公元前28一前25年）年间，夜郎国王“兴”造反，洋河太守陈立率兵抵达且同亭，使用计谋诱斩了“兴”，平定了叛乱。
经后人考证，且同亭即为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漠一带。而望漠县北盘江与南盘江的汇合点蔗香即是夜郎国的国都。
要真正揭开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还得靠地下出土文物的帮助。解放以来，贵州赫章、清镇、平坝、安顺、兴义等十多个市县内，先后发现了不少汉代遗址和汉墓。仅在安顺市东南宁谷镇就有百座以上，从中出土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物。这些文物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确实存在，也进一步说明了其中心位置，大致在贵州中西部偏南地区。
夜郎国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民族学家又试图从夜郎国民的民族属性来揭开这个古国之谜。
在汉代,生活在夜郎地区的是古越族、濮族、以及少数氏族、羌族人，他们或是至今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伦佬等族的祖先，或是与这些民族有着相近的血缘关系。
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洪水泛滥史》、《水西制度》等书中，就详细记载了彝族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史实。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古夜郎国的存在，并指出了其最早的民族构成。
另有学者根据夜郎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习惯、日常用语的构词特征及语法特点等，研究分析夜郎国民的民族属性。他们认为现今生活在夜郎地区的少数民族使用的布依、壮侗语系源于共同的古越族语系，其共同的祖先为古越族人。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更为精确的观点，认为古夜郎国中的民族即是今布依族的祖先，理由是布依族中流传着“竹生竹王”、竹里能孕育“神兵神马”的传说，与《华阳国志》中关于夜郎国的来源故事如出一辙，他们还推断出古夜郎国的中心区域在今贵州西南部的望漠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当然，这只是民间传说，尚有待于史料或出土文物的进一步证实。
年贵州赫章县出土了一面西汉中期铜鼓，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都呈现出很高的工艺水平。
在某些方面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铜鼓均有相似之处，说明夜郎国的文化不是孤立地土生土长，而是受到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
史书记载其民“耕田，有邑聚”由此看出夜郎国农业耕作技术已很先进，广泛种植水稻，并形成很大规模。
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兴义县发掘出土了汉代池塘田园模型，内塑块块水田，沟渠纵横，控制水源的闸道上水鸟昂立，池塘中盛开着朵朵荷花，水中游鱼清晰可见，两岸树木苍翠茂盛，这是古夜郎国农业经济的一幅生动图画。
农业的高度发达，带动了经济的繁荣，夜郎国的商业贸易活动异常频繁，商道北通巴蜀，南达南越、交趾，而洋河江向南流经番禹（今广州），蜀地出产的丝织品、“枸酱”多由蜀商转运至夜郎，再由夜郎商人经洋河江航运至番禹，从中赚取很大利润。
但是，在夜郎的偏远地区，农业也很落后。如《华阳国志》载：“值天井，故多雨流，好巫鬼，多禁忌，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书，少威仪，多懦怯，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思昧与迷信相伴，贫穷与落后为伍。考察事物，不能脱离其相关背景，即使是这样，夜郎在其周围诸国中也是很先进的。
夜郎已经成为历史，而夜郎国王一不留神闹出的笑话已成为讥讽他人自高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代名词。
然而事实上，夜郎古国确为汉时西南夷中的一个大国，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凭着片言只语的文献记载和地下零星的考古发现，我们已经看清了它的基本轮廓，而要真正揭去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距其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有一天，《史记》记载的“夜郎王之印”真能重现于世，那么这一千古之谜将会大白于天下。
